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我们提出了科技进步的“三驾马车”理论。通过对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的科技革命的研究，我们发现，一个国家要实现技术突破，必须同时具备“三驾马车”：第一，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要有人能做出从0到1的原创成果；第二，强大的应用转化能力，把这些成果从1变成10、从10变成100；第三股票配资在线导航，充足的金融支持，让科研和产业都能获得持续的资金投入。
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十五五”开局：靠什么实现增长？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对国家的发展来说很为关键。到2035年我们要基本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这一目标有诸多指标，但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已经出来了，即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个任务很艰巨，需要实现年均5%的增长。我们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经济体量十分庞大，并且数量型的经济增长已经没有空间了，因此要达到这个增长率实在不易。靠什么实现增长？很简单，一靠新技术的出现，二靠新技术应用所产生的新产业，三靠新技术对老产业的赋能而实现产业升级。
世界经济史表明，一个经济体从低度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依靠的要素有很多，包括廉价的劳动力和人口红利、廉价的土地、不那么严格的环保政策，更为重要的是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成熟的技术。所谓的“后发优势”很重要，发达经济体需要开拓市场，而后发展中国家则需要发展，两者的结合造成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在这个阶段，只要政策对头，一个经济体便可以比较容易地从低度发展跃升到中等收入水平。
但是，从中等收入水平到高收入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里存在着一个一些经济学家们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的现象。世界银行发布的《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基于对过去半个世纪的观察，发现各国随着财富增长，通常会在人均GDP达到美国年度水平的10%左右时——相当于今天的8000美元——掉入一个“陷阱”。这一水平处于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中段位置。自1990年以来，仅有34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成功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
2023年底，108个国家被列入中等收入组别，其年度人均GDP在1136美元到13845美元之间。这些国家共有60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75%，占全球极端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二；其在全球的GDP占比超过40%，碳排放占比超过60%。与以前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者相比，这些国家面临着远为艰巨的挑战：人口迅速老龄化，发达经济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需顾及加快能源转型的需求。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的报告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进入高收入行列的“3i（投资、引进和创新）战略”。根据各自所处的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有序的、逐步复杂化的政策组合。低收入国家可以只专注于旨在增加投资的政策，即1i阶段。但一旦达到中等偏低收入水平，国家就需要换挡，将政策组合扩大到2i阶段：投资和引进，这包括采用国外技术并将其推广到整个经济中。达到中等偏高收入水平后，国家应再次换挡到最终的3i阶段：投资、引进和创新。在创新阶段，发展中国家不再只是借用全球技术前沿的理念，而是推动前沿技术的发展。
在我看来，世界银行的建议比较适合中小经济体，并且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发达经济体对这些经济体保持开放，既容许发达经济体的先进技术不中断地流向这些中小经济体，也同时对这些中小经济体开放市场。应当说，这也是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成功的路径。
尽管世界银行的开放建议也非常适合中国，但对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想继续通过引进技术而把自己从中等收入水平提升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则没有可能性。这里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技术因素，即一个超大经济体不可能依赖从发达国家而来的技术而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过度依赖西方技术是很多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主要原因。谁都希望有新技术的发现，但即使在发达的国家，新技术的发现是一个极其困难和漫长的过程。当新技术缺失的时候，这些经济体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二是地缘政治因素，即发达国家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而禁止技术出口。
今天的中国就面临这种情况。我们已经从低度发展跃迁为中等收入水平，并且已经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但是，要成为中等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还有相当的距离。并且，今天的地缘政治环境对中国极为不利。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和一些西方）不仅禁止高端技术出口中国，而且更进一步动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和手段来遏制中国本身的技术进步。
如何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实现技术的进步及其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呢？近年来，我们提出了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概念。我们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现象，一种结果，其核心问题是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我们提出了科技进步的“三驾马车”理论。通过对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现在的科技革命的研究，我们发现，一个国家要实现技术突破，必须同时具备“三驾马车”：第一，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要有人能做出从0到1的原创成果；第二，强大的应用转化能力，把这些成果从1变成10、从10变成100；第三，充足的金融支持，让科研和产业都能获得持续的资金投入。
1、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
基础科研大部分属于获得诺贝尔奖那样的基础研究。它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哪一个诺贝尔奖是资本主导出来的？如果一定要使用“密集型”的概念，那么就是兴趣密集型，科学家们自由追求自己的学术兴趣就行了，科学发展有自己的逻辑。基础科研基本上由大学和科研机构主导。不过，今天的很多大企业也进行基础研究。就今天的地缘政治而言，基础科研会受到影响，但影响是可控的。大多基础科研属于“思想”阶段，很少有国家能够禁止“思想”的流动。
2、强大的应用转化能力
应用技术转化的主体是企业。尽管今天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也重视技术转化，但大学和研究机构本身不是企业。应用技术转化是资本密集型的，需要很多的投入。应用技术竞争是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国家间互相封杀的大多是应用技术。
3、充足的金融支持
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都需要足够的金融支持。二战之后，美国在基础科研领域投入巨大，吸引了大量的国际人才。在应用技术领域，美国发明了风投。政府不能用纳税人的钱来做风险大的投资，传统银行也不能拿着人家的存款这么做，只有风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金融很重要。不过，我们对金融的重要性认知还不足，对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没有解释透。我们不能把金融跟实体经济区分开来，更不能把两者对立起来。像美国那样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过度虚拟化，我们必须避免，要以最严厉的举措来防止出现类似的情况。但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出现了问题也并不等于我们不强调金融了。二战以来，美国大量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基于科技之上的实体经济大都是用金钱“砸”出来的，也就是风投投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迫切需要催生实体经济的金融，而要避免摧毁实体经济的金融。前者是好金融，后者是坏金融。犹太人在国际社会搞的是坏金融，而在以色列搞的便是好金融。
在国际层面，金融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如果缺少了金融，经济就没有足够的血液。历史上看，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只有两个，19世纪是英国，20世纪以来是美国，这两个国家都有强大的金融系统。因为金融是世界经济的血液，我们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就要看血液流到哪个角落。日本曾经想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金融大国，德国也曾经想过，都被美国打压下去了。不过，今天的美国很难再像对待日本和德国那样对待中国了。所要强调的是，在国际层面，我们同样要避免坏金融，践行好金融。也就是说，金融要辅助当地国家发展实体经济，而非把金融成为收割当地韭菜的工具。
中国下一步能不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不仅要看实体经济，而且也要看金融；没有金融，中国经济，无论是内部的可持续发展还是走出去，都会变得很困难。
我们提出来的“三驾马车”理论完全契合和支撑我们国家近年来提出来的“新质生产力”理论。十五五规划已经把建设“教育强国”“科创强国”“人才强国”一起来论述，同时国家也早已经提出来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其中“科技金融”又是“金融强国”的重中之重。不难发现，这四个“强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教育关乎基础科研，科创关乎企业，金融关乎支持，而人才贯穿其中。只有这“四个强国”的一体化，才能真正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有了目标，怎么落地？
目标有了，关键在于落地落实。就落地来说，现在的情况并不理想。有关部门和地方也作了很多的努力，但都很难把这四者融合起来。各个部门各干各的，互不关联，又缺乏有力有效的协调机构，落实呈现出局部化、零星化、碎片化。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就是因为今天大的改革都是“条条”改革。因此，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再一次进行“块块”实验或者“块块”改革。这是一种既保守又激进的改革。说其“保守”，是因为改革限制在特定的区域或者领域，失败了风险可控，而成功了，则可以向全国推广；说其激进，是因为中央政府授权地方政府或者部门在一个地区或者领域进行一揽子的改革实验，是一种系统总体协调的改革，而无需每一条改革都需要中央各个部委授权。
块块改革是包括广东深圳在内的沿海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但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并不是简单地重复此前特区经验，而是需要“块块改革2.0版”。2025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块块改革应当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为目标。而前面所讨论的产学研一体化便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内核。
在三大区域中，粤港澳大湾区具备最强大的比较优势。即使在国际层面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也具有很大的比较优势。简单地说，就粤港澳大湾区的潜力而言，一旦实现融合发展，那么就可以形成世界上最强大的“三驾马车”体系。
就基础科研而言，港澳和内地大学都具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香港拥有5所QS排名前100的大学（其中三所QS排名前50）。把三地大学的基础科研融合起来，那么就拥有了世界上少有的几个基础科研中心。就应用技术转化而言，珠三角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技术转化能力，这个区域拥有完整的供应链和产业链，什么都能生产，什么都能做得最好，量最大。就金融服务而言，香港依然是世界金融中心，并且具备运行风投的丰富经验。如果大湾区的十一个城市各自为政，那么大家都有短板；但如果能够融合发展，那么大湾区就可以充分发挥其潜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科创中心和经济中心。
如何通过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一体化而把大湾区建设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和另一个目标一起推进，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现在大湾区11个城市各自的比较优势无法发挥而经常陷入恶性竞争，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到导致利益分配不均衡。
建设国家统一大市场既是我们国家早已经确立的目标，现在更是变得迫在眉睫。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外部崛起是其内部制度崛起的外延。粤港澳大湾区就其经济总量来说，已经超越美国的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而与日本的东京湾区相当。不要忘记，东京湾区已经集中了日本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了。并且，在创新领域，粤港澳大湾区也走在其它湾区的前列。如果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建设是为了这个区域基于科技进步之上的经济跃迁，那么大湾区共同市场建设意味着一整套全新的制度体系。大湾区的“一国两制”背景决定了不同制度的融合可以产生巨大的化学反应，从而促成制度创新。
如何实现大湾区共同市场？
如何实现大湾区共同市场这一目标？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三步走。
1、通过“香港+”模式，率先实现区域的一体化
通过“香港+”模式率先实现横琴-河套-前海-南沙的一体化。这四个区设置的初心是为了推进港澳和珠三角的融合发展。可以把国家层面的制度性开放，即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的开放，放在大湾区先来实行。香港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历来是高度国际化的，也是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尽管香港的政治前些年出现了严重问题，但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毫无问题。而澳门基本上和香港是一致的。因此，横琴、河套、前海和南沙这四个地方不能各搞各的，而是应当参照香港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率先统一起来。内地几个城市，尤其是广州和深圳也有很多港澳所没有的先进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特别在新能源、互联网和人工智能领域则可以做加法。“香港+”模式可望在短期内就能确立一种套完整的规则规制体系。
2、广东和香港合力建设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
“一国两制”并非人们所理解的“井水不犯河水”那么简单，因为经验地看，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时，“两制”也并不意味着谁吃掉谁，而是通过互动和融合而产生一种新的制度体系。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可以成为伟大的制度实验。对香港而言，北部都会区建设至少要解决香港所面临的三大问题，即住房、产业和就业。根据规划，北部都会区可以解决香港三分之一人口的居住问题，同时北部都会区也是香港产业孵化和解决就业的平台。换句话说，对香港而言，北部都会区建设就是“再造一个香港”。
但是，现实地说，光靠香港的力量，北部都会区建设会变得非常之难。一是香港没有像祖国大陆那样的基础建设能力。二是香港的产业发展已经变得非常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香港也经历了类似英国和美国那样的“去工业化”过程，因为在回归前后，香港已经把产业转移到珠三角或者内地其他地方。尽管历任特首都想搞产业，但效果并不佳。原因很简单，因为香港既没有足够的空间也早已经没有了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几乎是所有）要素。但同时，香港各方今天也不太情愿把其基础研究放到珠三角来转化。再者，只有发展了新产业，香港才有可能解决就业问题。
因此，北部都会区建设需要广东的大力支持。可以考虑在深圳临近北部都会区的区域也规划进去，形成一个更大的北部都会区。并且对深圳来说，这个区域相当于“再造一个深圳”。我们甚至可以把广东早些年提出的“黄金内湾”建设的概念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做，才可以把香港的服务业和珠三角的制造业、香港的金融和珠三角的实体经济、香港的基础科研和珠三角的应用技术转化能力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当我们今天说产业融合的时候，绝对不要忘记把港澳的服务业和珠三角的制造业融合起来这一大局。
3、通过“香港+”模式实现规则规制的一体化
通过“香港+”模式实现的规则规制的一体化可以大大加快国家制度性开放的速度股票配资在线导航，而北部都会区的共建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在此基础上，通过横琴、河套、前海和南沙“以点带面”，把新形成的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推广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大湾区共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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